兩年多前，我寫了一篇題為《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的文章，在《南方都市報》上發(fā)表，但標題被改了。如今，這個標題成為我新著的書名。
去年出現過郎顧之爭，人們對以產權為核心的改革越來越懷疑，自由派經濟學家的名聲越來越不好。其實，我是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對自由派有天生的同情。不過，我對中國的自由派
一直有著強烈的批評。他們不聽我的批評，也是陷入今天的困境的原因。我希望我的新書對他們的理論有所修正，使得自由派能夠重新出發(fā)。
記得兩年前，陳志武先生在紐黑文請我和國內自由派經濟學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吃飯。這位自由派是厚道真誠之士，所以大家廢話沒有，很快進入了觀點的交鋒。我當時提到自己的文章《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他馬上直言不諱:“這種話我一聽就煩。不打工怎么辦？美國人不打工嗎？”我說中國的發(fā)展過分依賴外資，對工人的權利保護不夠，老百姓掙得太少，自己無法發(fā)展，除了永遠給人打工外別無出路，等等。他馬上駁斥:“打工是老百姓愿意。他們不打工能干什么？打工是發(fā)展的開始。工資那么高，還有什么競爭力？”我問美國人工資高，怎么還有競爭力呢？他隨口就說:“你看看美國，根本沒有競爭力。你回來看看咱們的企業(yè)。美國爭不過咱們才說咱們工人的工資低�！�
這次飯局上的辯論，最清楚地體現了我這個海外自由派和國內自由派的不同。我的基本信念完全是新自由主義的:充分的市場競爭是發(fā)展的基礎，也是社會公平的基礎。但最充分的競爭，是排斥壟斷的競爭，是使最小的經濟體有參與機會的競爭。要想保護市場的充分競爭，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就必須保護這些最小經濟體的利益。為什么？因為“小的是美好的”，最小的經濟體最有效率。
那么，什么是最小的經濟體呢？最小的經濟體就是個人，就是家庭。社會要保證這些經濟體得到公平的報酬，掙到足夠的資本提升自己的層次。比如，一個工人家庭，掙的工資不僅要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還可以投資子女教育，使下一代“產業(yè)升級”。這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長遠保障。如果都像我們這樣，民工有時甚至拿不到工資，子女入學也受歧視，那么民工的孩子就永遠是民工，盲流的孩子就永遠是盲流。即使中國未來想發(fā)展高端產業(yè)，民工的子女連受教育的機會也沒有，你哪里找未來高端產業(yè)的勞動力？這樣的發(fā)展，無異于殺雞取卵，因為眼前的利潤犧牲了長期的發(fā)展目標。
我不妨舉個活生生的例子。福特汽車公司最近陷入大危機，裁員3萬人，以后說不定會倒閉。這大概證明了那位自由派經濟學家的話:“美國根本沒有競爭力！”試想，工人的年薪五六萬美元，外加一大堆福利，退休人員優(yōu)厚的退休金也扛在肩上，還怎么和我們年薪不到兩千美元的工人競爭？這話其實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是真理。當時有眼睛的人就能看明白:美國的家用電器，美國的汽車，早晚要被日本打敗。高工資傷害競爭力，似乎成了不爭的事實。但是，隨著美國的家電市場、汽車市場紛紛被日本和韓國占領，我們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國國力和經濟效率直線上升！這二十多年來，美國從勞動生產率、人均收入等指標上看，明顯高出日本和歐洲一截。為什么？家電工廠倒閉了，今后汽車廠也會倒閉，但這些企業(yè)雖然瓦解，美國最小的經濟體(即個人和家庭)的競爭力卻是有保證的。人家有高工資、高福利，人家送孩子上大學，下一代搖身一變成了軟件設計師、醫(yī)生，家庭作為一個經濟體升級了。全社會都這樣，經濟當然就有后勁。
這次福特的危機，尤其讓人感慨萬千。企業(yè)陷入如此大的困境，大家都知道是成本太高，沒有辦法競爭，被迫關廠、裁員。但人家怎么裁員呢？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福特正在考慮，給幾個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上大學的學費，15000美元一年，保證四年的大學學費！人家企業(yè)火都上了房，還不得不花這個錢。你還指望這個企業(yè)能生存得下去嗎？但人家的市場經濟成熟了。在大企業(yè)和社會的小經濟體之間，有制度保證小經濟體的利益。人家怕的不是一個福特公司的破產，怕的是成千上萬工人、家庭的破產。只要這些小經濟體能存活，保持競爭力，國家就會有競爭力。畢竟后者才是社會的細胞。
所以，我在書中提出的是一個新自由派的理念:中國的未來決定于充分的市場競爭。這一競爭的基礎，就在于最小經濟體(個人和家庭)的基本福利和素質。倒幾家大企業(yè)沒有關系，GDP增長慢一點沒有關系，但老百姓在醫(yī)療、教育上的基本需求必須滿足。一個民工，必須有足夠的能力投資于自己的孩子，使之長大后不再是民工。以犧牲這些小經濟體為代價發(fā)展大企業(yè)，無非是一種變身的計劃經濟。
(作者薛涌系旅美學者)
